去年12月，刀郎在合肥成功举办了演唱会。我虽无缘亲临现场，但却在网上强烈地感

受到了那种激情、那种热烈、那种律动。开场的《德令哈一夜》，刀郎那深情又哀伤的歌调让人忍不住而泪奔，那低迷、哀愁的旋律真切地表达了刀郎对安徽诗人海子的希望与安慰，那种像是跨越时空的怀念与致敬，更是穿透着对人生、爱情与命运的深刻思考。后面的一曲红歌《我的祖国》，刀郎歌颂了祖国、赞美了安徽风光，满含对安徽人民的深情，把演唱会推向了高潮，落下了完美的帷幕。

合肥刀郎演唱会的成功举办，无疑是让全国文旅及刀郎歌迷记住了安徽，记住了合肥这座美丽的城市。但更让人们记住的是，合肥文旅给一位高位瘫痪的儿子及他母亲的赠票。这一暖心行动是亿万广告费也比不上的，它充分体现了合肥文旅的人文关怀，更是安徽政府对无形文化形态的重视，这种精神与格局将会赢得丰富的隐形资产。

随后，今年一月刀郎在北京连开四场的跨年演唱会，更是让刀郎的声望达到了巅峰，成了全国各地文旅的香饽饽，争抢着刀郎去当地开演唱会，甚至有些地方，比如新疆、海南等地更是把邀请刀郎来开演唱会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作为一项政府新年工作重点任务来抓。有网友戏称，在新的一年，刀郎已成为一种现象。

所谓现象，指的是事物发生、发展、变化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一种外在客观形式，而刀郎现象则是由刀郎音乐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效应。

然而，也有少数人对当下刀郎的红火不以为然，认为刀郎只是一个草根歌手，属非主流文化，如此哄抬、吹捧，把刀郎神化了，这样对音乐界未必是一件好事；其次是，诸如音乐家、音乐诗人、音乐巨匠等等名号加在刀郎身上那是不恰当的，一个草根歌手如何能承受此等殊荣？

需要说明的是，刀迷们喜欢刀郎，各地文旅欢迎刀郎，那是喜欢刀郎歌中的情感世界，那是一种对追求的执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命运的不屈及对大爱的讴歌，它激发了人们的情感共鸣，至于会出现怨怼刀郎的不同声音也属正常，毕竟艺术是多向性的，无法去做到审美的统一。但综合来看，这些不同声音除了少数同行间的嫉妒排挤及恶意尬蹭流量外，主要便是对草根文化的不认可，认为是非主流，难登大雅之堂。

简单来说，所谓草根文化它是一种平民文化、大众文化，也是一种挣脱了主流文化束缚，突破传统的原生态文化。虽然与主流文化相比，在某些地方两者存在着一些差异，但它们一样代表着社会民众的三观体验和情感诉求。我们可以说刀郎是一位草根歌手，但不能带着有色的眼睛去贬低，甚至去有意黑化。可总有少数人带着三六九等的固有观念，符号式的思维，以高大上姿态把草根文化的不足进行放大，从而得出一些悖论，这就有失公允了，而这种结论最主要来源于以下几点代表性思维：

一是草根艺人普遍文化层次较低，难以支撑文化艺术与科学的厚重。

文化层次怎么衡量？人们的固有思想那便是学历的高低，且必须是全日制的，似乎有了这样的高学历才能信任你从事你的艺术或从事你的科技工作，才有了不被人诟病的资本。据说刀郎连高中都没读完就去追寻音乐大门，没有通过高深的乐理学习，这就显得可笑，是典型的草根艺人。有人仅凭这点便得出刀郎的歌艺术性差，他的音乐道路注定走不远的臆断。可事实真会如此？我国低学历而取得大成就的却是大有人在，如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起点只是初中学历，文学巨匠巴金也只有初中文化，而当代大儒钱穆连初中都没毕业。这些远的暂且不说，最近网上有个热门人物叫张祥前的，是安徽庐江县人。据说他在1985年曾与外星人有过一段密切接触，之后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他四十年来一直致力宣传地外高等科学文明，自学高等数理化，写出了科学专著《统一场论》并在美国出版。我们暂且不去探究他经历的真实性和学术可行性，但他能坚持四十年推崇科学，希望运用高度文明的手段去消弥战争，祛除人类病痛，推动人类进程，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积极进步的壮举。按一些人的思维逻辑，张祥前也是一个草根人物，但他的精神与贡献难道我们会就因他是一个草根从而去轻易否定他吗？

因此，文化层次的高低并非成功的决定因素，那些层次高的学院派也并非个个皆是成功人士。

二是草根艺人缺乏专业的艺术学习，会导致作品的低俗，从而很难达到精神图腾的高度。

这一点，通俗来说就是“俗”与“雅”之间的争议。其实草根文化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科技进步、思想解放及市场经济发展而出现的。它接地气、贴民心且形式多样，我们承认它是有一些局限性，比如可能包含有极少数的落后、粗俗成份，但它往往以新面孔、新视觉、新感受受到民众关注，因为它再现的是来自于民众底层最真实的需求和生活的另类声音，诠释的是我国目前多元文化格局下最底层的思想意志和生活拼图，或者说是一种心理折射。没有“俗”又何来“雅”？因此两者不能视作是文化对立，而是两种文化思潮的不同形式表现。

正是基于这种深厚的民众土壤，我国从中走出了许多草根艺术家。远的如郑板桥、齐白石暂且不说，目前能让人耳熟能详就有赵本山、郭德纲、刘大成、王二妮、凤凰传奇、小沈阳等一大批人物。他们在各自领域的成就人们都是有目共睹的，但就因为是草根出身都遭受过一些人的非议，认为不配拥有艺术家之类的衔头。比如对是否认定赵本山为小品艺术家时，有部分人竟然表示否定，其理由便是因为他属草根艺术，作品太俗。后来余秋雨在《关于赵本山的表演》一文中曾说：“由于长久的文化自卑，有部分人把学院派学历和国外奖项当作评定艺术等级的基本标准，而完全鄙视这片土地上过去和现在发生的文化事实，鄙视被几亿人长期喜闻乐见的壮阔的审美现象，他们的认识只是停留在浅层艺术教科书的概念上，而还没有进入到文化人类学、审美学的范畴。”

正像余秋雨说的这样，基于那样浅层的审美观点，把刀郎的音乐作品定义为“通俗”“土气”的结论也就正常了，有了这样的前提，那么刀郎音乐缺乏审美性，缺乏精神文化图腾就是必然的，从而不能用音乐巨匠、音乐艺术家就不能冠之，也就顺理成章了。

三是草根文化一般缺乏深厚有力的背景，而个别学院派骨子里的傲慢与偏见，让其有种除已外都视为“野路子”的独醉。

这里所说的学院派文化也可以说是主流或精英文化，我们认为与草根文化相比，不能去硬性定义两者的高低，或者去排斥某一方，因为它们都包含着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三个基本特点，有所不同的最多也就艺术表现角度而已。天空有天空的高远，大地有大地的精彩；高山流水有其高雅，野草小溪有其质朴。多元的文化艺术可以满足人们不同层次的需求，才能让人领略精神生活的精彩。当年样板戏时代的文化禁锢与改革开放后的文化解放，二者所带来的文化社会影响人们都是有目共睹的。

然而个别学院派的傲慢与偏见会不自觉的给自己带来文化禁锢意识，会给艺术带来错误的导向。如某县在评审文学艺术奖时，就有人对发表在民刊和网刊作品的参评提出了质疑，认为这属于“野路子”，不符合评审条件。不久后该市出台了新的文学艺术奖评审文件，文件把有资格参与评奖作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发表于国家级刊物及国家级奖项中获奖的作品，二类是发表于省级刊物及省级奖项中获奖的作品，省级以下，包括市级地刊、所有民刊、网刊全都排斥在外。要知道地刊、民刊都是国家认可的、有书号的正规出版物，而网络文学是由数字化技术带来的一种新兴的文学形态，从国家到省及地方都相应成立了网络文学机构，是时下很受欢迎的一种文学形式，这些怎么能被视作“野路子”而被剥夺了参评资格呢？艺术的评奖看的是作品的思想、文学价值以及对社会的影响力，而不能孤立的把发表平台的高低视作奖项的标准与层次。

早在八十多年前，一代伟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就确定了文艺的“双百”方针，随后涌现出一大批的作家、音乐家、歌唱家等，这些人里有绝大多数都是草根艺人，他们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又在北京召开新时期的文艺座谈会，他在讲话中进一步贯彻了“双百”方针，并赋予了新时代文艺思想，他指出：“优秀作品并不拘于一格、不形于一态、不定于一尊，既要有阳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既要顶天立地、也要铺天盖地。只要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够温润心灵、启迪心智，传得开、留得下，为人民群众所喜爱，这就是优秀作品”。在谈到网络文学时习总书记又说：“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

一代伟人和习总书记对文艺的论述态度十分明确，对我们如何看待草根文化和主流精英文化早已指明了方向，所有的文艺工作者都必须对照指示站正位置，以免犯方向性错误。

我们不妨再回到文章开头提到的刀郎现象，可以说这一现象其实便是草根艺术的典型性与标志性的高度升华，是思想情感和文化内涵在民众中形成共同价值观的代表。它涵盖了最根本的四个方面。一是歌曲表达的情感，有对爱情的歌颂与人生的执着，有对生活的怀念与事业的颂扬，有对自然的讴歌与人文的情怀，有对家乡的守望和对生命的剖析。这些情感在刀郎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西海情歌》《喀什噶尔的胡杨》《手心里的温柔》《花妖》《虞美人.故乡》等歌中都表现得淋漓尽致。二是刀郎歌曲创作中丰富多彩的音乐元素，这些元素都来自于我国民间传统音乐，有的已属于濒临散失的非遗文化。刀郎通过挖掘、继承、创新，让它散发出新的魅力，对我国民族文化表现出极大的文化自信。比如刀郎的《情人》用的便是新疆地区的十二木卡姆调；《弹词话本》主要用了苏州弹词曲调；《山歌寥哉》专辑就更多了，有时调、靠山调、道情调、说书调等，可以说是每一首都有一个不同的调；而《花妖》则是把时调与越剧结合起来，把江南水乡情调表现得既柔美又哀伤，让人听后忍不住含商咀徵，心心念念。三是刀郎歌词中的诗学魅力，其丰富的笔调、浪漫的风格和深刻的哲理让人尤如在捧读现代宋词，让歌迷们感受到了古典诗词的意境，形成了刀郎独特的草根诗学。如“只为萍水的邂逅，孤蓬难渡芳徽也难渡。（《还魂伞》）”；“每当有过机会发音领唱某个调，但合声响起时这个音便失去了。（《世间的每个人》）”；“未曾走到绝境路彼岸花不开，辛酸只为长安远倒卧在琼台。（《翩翩》）”；“城邦的狐狸在桃欢柳笑，意义的幻境来自未来的妖。（《未来底片》）”，等等，这样的句子在刀郎歌词中太多了，人们领略了他歌词的白描、比兴、戏谑、反讽等多种笔法，而宋词这一民族文化的创新运用更是在听觉与视觉上，给人奉上的一道艺术大餐。四是刀郎的人格魅力。别的不论，就从他的沉寂与复出，便诠释了他对音乐的执着，对命运的抗争，这种成功是草根希望的映射，也是凡人拼搏走向彼岸精神支柱。

刀郎是属于草根文化，但他一生都在进行现代性艺术突围。这种突围首先是力量的积蓄，这力量的核心便是文化与艺术的汲取。在新年第一场演唱会济南站前夕，刀郎还特地前去瞻仰了蒲松龄故居，拜访了蒲松龄先生的十一代孙，进一步感受了古代文化的魅力。因此，刀郎的草根突围，从文化上说，是从商业资本主导娱乐工业中，突破草根艺术的边缘化，比如当《山歌寥哉》以“非遗”元素融合现代摇滚，当《虞美人·故乡》用宋词格律吟唱乡愁时，刀郎证明了草根文化并非只能囿于传统，它完全可以在创新中实现突围。从本质上来说，这种突围，更是对文化话语权的争夺。当主流音乐市场充斥着流水线生产的“神曲”时，刀郎坚持以民间故事、地方戏曲、乡土意象为创作源泉。他的成功，不仅在于音乐品质，更在于为草根文化争取了一席之地，打破了精英对文化解释权的垄断，也让草根文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命力。

刀郎是一面镜子，映照出草根文化的韧性与包容；他亦是一把尺子，丈量着艺术与生活之间的距离。刀郎的故事也是一个坚守与突围的故事，他体现了草根文化的价值不在于精致与否，而在于其能否真实地映照普通人的悲欢。刀郎现象提醒着我们：文化的高贵，不在于庙堂的雕梁画栋，而在于民间的生生不息。草根文化或许没有华丽的外衣，但它承载着一个民族最深沉的情感与最坚韧的脊梁。

无论是草根艺术还是学院派艺术，它所扎的根都应是人们大众和基层生活，就如一颗黄山松，哪怕在高山还是低洼，是处于肥沃还是贫瘠，只有永远始于泥土，方得枝繁叶茂。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庄一心，男，安徽歙县人，汉族，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散文家学会会员。多年来发表小说、散文、诗歌、词赋等各类文学作品约150多万字。作品曾获安徽省“金穗文学奖”，著有文学作品集《空山竹语》《凡尘幽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