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合肥第一所大学安徽医科大学的前身——东南医学院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学校能够于战火纷

飞中持续办学，和一个人有着很大的关系。这个人就是时任院长张锡祺。

求学千里，大医精诚

年轻时的张锡祺

和当时一些在东南医学院工作的教授一样，张锡祺也曾留学于日本千叶医科大学，但又和他们有着不一样的地

方。

1898年11月19日，张锡祺出生于泉州市惠安县一个商人家庭，后来辗转到台湾读小学、日本读中学，毕业后又

考上了日本千叶医科大学医学部。在日本期间，张锡祺除了学业有成外，还收获了爱情，认识了一位名叫马场崎

绩子的姑娘，并在1926年回台湾后喜结良缘。

1927年底，张锡祺克服重重困难，在台湾高雄市新滨町创立光华眼科医院。因台湾当时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

“光华”二字寓意光复中华，张锡祺忧国忧民的进步思想可见一斑。台湾光华医院开设不久，张锡祺便加入了

“反帝同盟”，积极参加台湾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

张锡祺夫妇

1930年8月，为避开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迫害，张锡祺夫妇带着家人几经周折来到上海，并在上海四川北路开了一

所眼科医院，院名仍是“光华”。

张锡祺医术精湛，再加上光华眼科医院是当时上海唯一设有施诊部，免费为工农贫苦大众就医的医院，因此医院

声名远播，并开设分院，引起当时多家报刊的广泛关注。有媒体报道说，“法租界维尔蒙路116号(日新池浴堂对

面)光华眼科医院，系福建人张锡祺所开……旋又在北四川路810号设立分院，张自任院长，并另聘医生数人为两

处助理……”1935年11月24日《新闻报》上《张锡祺载誉归国》中也说，参加日本九州医学大会第37次大会的

张锡祺，“以提出眼科手术新考案及各种统计十一题，获得佳誉……业已返沪，并携带多种之医药器械同来。”

据档案记载，这里所说的“眼科手术新考案”是指免疫体及细菌毒素通过角膜的试验研究。张锡祺作为中国眼科

代表参加大会，并在大会上宣读了自己的论文，得到公认。

在开办医院的同时，张锡祺受邀兼任上海东南医学院的眼科教授，光华眼科医院也就成了学生的实习医院。张锡

祺造诣极深，不管是教学还是带学生实习都非常认真。

安徽医科大学档案馆就珍藏了东南医学院学生胡献可、李同济的手写书信，其中胡献可详细描述了恩师治学严

谨，医德高尚的可贵品质，“……课堂授业，板书频繁，分秒必争，一堂课下来满身粉尘;手把手教学，从擦沙眼

到内眼手术，循序渐进，积极让同学去光华眼科医院实习。总是耐心向患者讲解病情，遇到穷困的患者，急人所

急，出手相助，良医良相……”

学生胡献可回忆张锡祺的书信

志士医国，良医念民

在十分繁忙的社会和教学工作同时，张锡祺一直坚持在门诊诊治病人。当他接触了进步人士特别是一些共产党员

后，思想产生了飞跃，逐步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其中最直接的一个体现就是，当时的光华眼科医院是中共地下

交通站的联络点。

张锡祺在冒着生命危险接待一些特殊“病人”的过程中，更是直接受到共产党人高度正义感的教育，因此经常掩

护地下党的革命活动，据档案记载，“龙潭三杰”之一的李克农曾两次入住“光华”当“病人”，安全避开了白

色恐怖;党的一大代表、时任大学教授的李达及多名进步作家都在“光华”住过。张锡祺还为进步组织“华联通讯

社”掩护过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为烈士彭湃的儿子捐助了去苏联的全部旅费。

张锡祺的这些进步行为自然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强烈不满和恐慌。1934年9月1日，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派便

衣，以请张锡祺出诊为名，把他诱到上海南阳桥逮捕。1934年9月5日《新闻报》刊发的消息《眼科医生张锡祺

失踪》记载了这件事的经过，“本月一日上午九时，有一身穿黄衣者前往请张出诊至南阳桥……惟其时非出诊时

间，而张未即行。至十一时半，穿黄衣者又至，促其速去。张遂携其药箱、偕一助手……随同黄衣者各乘黄包车

一辆直奔南阳桥方向而去。岂料自张去后即未归院，至昨日已历三昼夜之久，依然消息杳然，不知下落……”

1934年9月5日《新闻报》刊发的消息《眼科医生张锡祺失踪》

张锡祺被捕后，首先想到的还是光华眼科医院地下交通站的安全，他以日语加暗语的方式提醒来探视他的夫人赶

紧把消息告诉地下党员，从而安全地保护了这一条地下交通线。在包括中共地下党等在内的多方营救下，张锡祺

最终获得释放。

这件事在东南医学院及社会上引起不小反响。在东南医学院校友会组织出版的1934年12月第二期《校声》上，

其卷首语就说到了此事，“本校眼科主任教授张锡祺先生自九月一日失踪后，各地校友及社会人士无论识与不

识，咸来问讯，俱表同情与愤慨……今张先生已于十一月廿八日安然返校，此后本校复得一良师，社会亦幸得一

良医……”

艰辛办学，护佑东南

张锡祺被捕事件之所以引起社会，特别是东南医学院校友如此关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张锡祺对于当时东南医

学院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郭琦元院长担任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负责人，经常随抗战

部队奔赴抗日前线，辗转苏、浙、皖、云、贵、川等地，学校的管理工作就落到了张锡祺等人的肩上。

众所周知，抗日战争爆发后，特别是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东南医学院的真如校舍、沪军营院址全部毁于日

寇炮火之下，东南医学院尽成废墟。就是在如此艰难的时刻，张锡祺被推选为院长，他与汤蠡舟、陈卓人、赵师

震等人不避艰险，力图复兴东南医学院。

被日寇破坏的东南医学院

由于抗战，学校没有了专职教授，而聘请名教授来上课又付不起讲课费，加上时局动荡，一些名教授也不愿来授

课。在这样的情况下，张锡祺及陈卓人等经常亲自上门叩求，请求教授帮忙授课。档案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在

张锡祺等人的努力下，聘请到了台湾大学的病理学叶曙教授、妇产科李枝盈教授前来授课。

据档案记载，他们为张锡祺等人的精神所感动，叶曙教授动员学生捐款并一起动手，将萨坡赛路学校内的汽车间

改建成解剖室，还制作了4张解剖台。解剖室的建成，大大提高了教学质量。

与张锡祺等人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政府不仅不支持学校发展，还百般刁难。在东南医学

院濒临绝境时，为了能坚持把学校办下去，张锡祺毫不气馁，将光华眼科医院的收入悉数交给东南医学院作为办

学经费，直到上海解放;新中国成立后，东南医学院内迁安徽，张锡祺又将光华医院无偿捐献给国家……当然这些

都是后话。总之，抗日战争期间，东南医学院能够于战火纷飞中持续办学，张锡祺是主要“功臣”之一，他的座

右铭“惟有善人，能为良医”，影响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安医人。

在合肥第一所大学安徽医科大学的前身——东南医学院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学校能够于战火纷

飞中持续办学，和一个人有着很大的关系。这个人就是时任院长张锡祺。

求学千里，大医精诚

年轻时的张锡祺

和当时一些在东南医学院工作的教授一样，张锡祺也曾留学于日本千叶医科大学，但又和他们有着不一样的地

方。

1898年11月19日，张锡祺出生于泉州市惠安县一个商人家庭，后来辗转到台湾读小学、日本读中学，毕业后又

考上了日本千叶医科大学医学部。在日本期间，张锡祺除了学业有成外，还收获了爱情，认识了一位名叫马场崎

绩子的姑娘，并在1926年回台湾后喜结良缘。

1927年底，张锡祺克服重重困难，在台湾高雄市新滨町创立光华眼科医院。因台湾当时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

“光华”二字寓意光复中华，张锡祺忧国忧民的进步思想可见一斑。台湾光华医院开设不久，张锡祺便加入了

“反帝同盟”，积极参加台湾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

张锡祺夫妇

1930年8月，为避开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迫害，张锡祺夫妇带着家人几经周折来到上海，并在上海四川北路开了一

所眼科医院，院名仍是“光华”。

张锡祺医术精湛，再加上光华眼科医院是当时上海唯一设有施诊部，免费为工农贫苦大众就医的医院，因此医院

声名远播，并开设分院，引起当时多家报刊的广泛关注。有媒体报道说，“法租界维尔蒙路116号(日新池浴堂对

面)光华眼科医院，系福建人张锡祺所开……旋又在北四川路810号设立分院，张自任院长，并另聘医生数人为两

处助理……”1935年11月24日《新闻报》上《张锡祺载誉归国》中也说，参加日本九州医学大会第37次大会的

张锡祺，“以提出眼科手术新考案及各种统计十一题，获得佳誉……业已返沪，并携带多种之医药器械同来。”

据档案记载，这里所说的“眼科手术新考案”是指免疫体及细菌毒素通过角膜的试验研究。张锡祺作为中国眼科

代表参加大会，并在大会上宣读了自己的论文，得到公认。

在开办医院的同时，张锡祺受邀兼任上海东南医学院的眼科教授，光华眼科医院也就成了学生的实习医院。张锡

祺造诣极深，不管是教学还是带学生实习都非常认真。

安徽医科大学档案馆就珍藏了东南医学院学生胡献可、李同济的手写书信，其中胡献可详细描述了恩师治学严

谨，医德高尚的可贵品质，“……课堂授业，板书频繁，分秒必争，一堂课下来满身粉尘;手把手教学，从擦沙眼

到内眼手术，循序渐进，积极让同学去光华眼科医院实习。总是耐心向患者讲解病情，遇到穷困的患者，急人所

急，出手相助，良医良相……”

学生胡献可回忆张锡祺的书信

志士医国，良医念民

在十分繁忙的社会和教学工作同时，张锡祺一直坚持在门诊诊治病人。当他接触了进步人士特别是一些共产党员

后，思想产生了飞跃，逐步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其中最直接的一个体现就是，当时的光华眼科医院是中共地下

交通站的联络点。

张锡祺在冒着生命危险接待一些特殊“病人”的过程中，更是直接受到共产党人高度正义感的教育，因此经常掩

护地下党的革命活动，据档案记载，“龙潭三杰”之一的李克农曾两次入住“光华”当“病人”，安全避开了白

色恐怖;党的一大代表、时任大学教授的李达及多名进步作家都在“光华”住过。张锡祺还为进步组织“华联通讯

社”掩护过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为烈士彭湃的儿子捐助了去苏联的全部旅费。

张锡祺的这些进步行为自然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强烈不满和恐慌。1934年9月1日，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派便

衣，以请张锡祺出诊为名，把他诱到上海南阳桥逮捕。1934年9月5日《新闻报》刊发的消息《眼科医生张锡祺

失踪》记载了这件事的经过，“本月一日上午九时，有一身穿黄衣者前往请张出诊至南阳桥……惟其时非出诊时

间，而张未即行。至十一时半，穿黄衣者又至，促其速去。张遂携其药箱、偕一助手……随同黄衣者各乘黄包车

一辆直奔南阳桥方向而去。岂料自张去后即未归院，至昨日已历三昼夜之久，依然消息杳然，不知下落……”

1934年9月5日《新闻报》刊发的消息《眼科医生张锡祺失踪》

张锡祺被捕后，首先想到的还是光华眼科医院地下交通站的安全，他以日语加暗语的方式提醒来探视他的夫人赶

紧把消息告诉地下党员，从而安全地保护了这一条地下交通线。在包括中共地下党等在内的多方营救下，张锡祺

最终获得释放。

这件事在东南医学院及社会上引起不小反响。在东南医学院校友会组织出版的1934年12月第二期《校声》上，

其卷首语就说到了此事，“本校眼科主任教授张锡祺先生自九月一日失踪后，各地校友及社会人士无论识与不

识，咸来问讯，俱表同情与愤慨……今张先生已于十一月廿八日安然返校，此后本校复得一良师，社会亦幸得一

良医……”

艰辛办学，护佑东南

张锡祺被捕事件之所以引起社会，特别是东南医学院校友如此关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张锡祺对于当时东南医

学院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郭琦元院长担任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负责人，经常随抗战

部队奔赴抗日前线，辗转苏、浙、皖、云、贵、川等地，学校的管理工作就落到了张锡祺等人的肩上。

众所周知，抗日战争爆发后，特别是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东南医学院的真如校舍、沪军营院址全部毁于日

寇炮火之下，东南医学院尽成废墟。就是在如此艰难的时刻，张锡祺被推选为院长，他与汤蠡舟、陈卓人、赵师

震等人不避艰险，力图复兴东南医学院。

被日寇破坏的东南医学院

由于抗战，学校没有了专职教授，而聘请名教授来上课又付不起讲课费，加上时局动荡，一些名教授也不愿来授

课。在这样的情况下，张锡祺及陈卓人等经常亲自上门叩求，请求教授帮忙授课。档案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在

张锡祺等人的努力下，聘请到了台湾大学的病理学叶曙教授、妇产科李枝盈教授前来授课。

据档案记载，他们为张锡祺等人的精神所感动，叶曙教授动员学生捐款并一起动手，将萨坡赛路学校内的汽车间

改建成解剖室，还制作了4张解剖台。解剖室的建成，大大提高了教学质量。

与张锡祺等人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政府不仅不支持学校发展，还百般刁难。在东南医学

院濒临绝境时，为了能坚持把学校办下去，张锡祺毫不气馁，将光华眼科医院的收入悉数交给东南医学院作为办

学经费，直到上海解放;新中国成立后，东南医学院内迁安徽，张锡祺又将光华医院无偿捐献给国家……当然这些

都是后话。总之，抗日战争期间，东南医学院能够于战火纷飞中持续办学，张锡祺是主要“功臣”之一，他的座

右铭“惟有善人，能为良医”，影响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安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