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组疫情期间的就业数据引发热议。某平台公布数据，疫情期间两个月内新增骑手58万人，其中40%来自制造业工人。

　　近年来，快递员、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等从事互联网相关业务的劳动者人数逐年增加。据统计，2019年，某外卖平台的400万名骑手中，40岁以下的骑手占比高达83.7%。而可以作为对照的是，2008至2018年，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平均年增长率为-2.84%。数据清晰展示了劳动力在制造业与互联网服务业之间的转移。

　　对此，相关的新闻被冠以“中国的制造业怎么办”之类的标题。诚然，这样的标题十分引人关注，也确实有数据支撑，作为制造业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如果劳动力下降态势持续，确实值得忧虑。不过对该组数据的分析大可不必提升到产业兴衰的讨论层面。面对这样的统计数据，我们首先该追问的是，流动何以产生?流动是否合理?该如何应对?

　　关于劳动力流动产生的原因，众说纷纭，不少观点集中在对青年就业观念的探讨。确实，随着90后、00后进入就业市场并成为主力军，他们的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对就业结构构成影响。新一代劳动者信息接收面越来越广，就业选择也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再像他们的父辈一样选择进入工厂拿稳定的工资，而是更希望能掌控自己的收入和生活。而技术驱动下的互联网服务业所提供的工作恰好符合该群体对灵活工作的需求。这是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从制造业流向互联网服务业的一大背景。

　　以上分析固然有道理，但企业端的视角也不该被忽视。眼下劳动力的流动，肇始于企业端的变化。总的来讲，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当下，互联网服务业利润率更高，能够给予就业者的回报更高，激励模式也相对透明，多劳多得，相比传统工厂的固定工资制，更契合青年的择业观。在不少人的传统认识里，制造业工人被认为比外卖配送员的工作更稳定，不易受到突发事件的影响，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人们的这一看法。疫情冲击下，人们意识到，制造业也并不总是那么稳定，其稳定的优势一旦遭到挑战，就不得不用更高的工资薪酬来进行优势缺失的弥补，或者说弥补或拉平与互联网服务业灵活性优势之间的差距。这就直接形成了一种行业间的工资差距，而很多制造企业并不会提供这样一种补偿，劳动力的流动也就不足为奇。

　　互联网行业是新兴行业，自带数字发展红利和人口红利，因此短期内会有较高的利润率。而经济学原理表明，工人工资是和劳动生产率相关的，在行业发展初期，具有相同劳动生产率的工人由于行业的不同表现出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就形成了工资的差异，自然也就推动了劳动力的流动。此外，劳动力的流动与制造业的重塑也不无关系。如今，制造业机械化、智能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逐渐从劳动密集型转型为资本密集型，其对于普通劳动力的需求其实在下降，对普通劳动力的报酬也在相对下降。有人认为，这是否与市场上经常出现的企业“招工难”相矛盾。其实不然，新闻中的企业“招工难”，难的不是招普通工人，而是招技术工人。发出“中国的制造业怎么办”呼声，显然是忽略了工人的结构问题。

　　劳动力的产业转移是正常现象，不宜过分解读。不过，对于同时进入舆论视野的“招工难”问题应给予充分关注。由于互联网服务业有着新兴行业的超额利润加持，使得劳动力市场发生了一定的扭曲，并且由于部分互联网服务业就业门槛低，造成短期内人们不重视专业技能的提升，继而形成社会专职技能人才的短缺，将会加剧企业“招工难”的现状。因此，在制造业重塑的同时，社会的就业观也应重塑，有必要引导青年着眼长远与大局，做好大国工匠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