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宏魁等多名国内生命科学和医学学者首次利用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改造人体造血干细胞，并成功治愈白血病，使人体血细胞能抵御艾滋病毒。这项成果今年9月11日发表于顶级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

10个月前，另一名中国科学家也曾成为“世界首例”——当时的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宣称世界首例胚胎干细胞经过基因编辑的婴儿已经降生。2天内，他遭到了全球超过400名科学家的公开谴责，被停止一切教学和科研活动，并最终被南方科技大学解除劳动合同。斯坦福大学也开除了多名与贺建奎有积极互动的研究人员。

同样是基因编辑，同样用于治疗艾滋病，在治疗原理上完全一致，他们却得到了完全不同的待遇。因为，邓宏魁等科学家的研究，才是基因编辑正确的打开方式。

针对基因编辑，最大的问题还是伦理的问题。具体到上述两项研究，我们不能为了治疗一种可控的疾病，而引入未知的、不可控的新风险。

此前，中国学者已经多次因为伦理问题遭到批评。2014年1月，全球首对靶向基因编辑猴子在中国出生。2015年4月，另一支科学家团队完成全球首例对人类胚胎进行基因修饰的试验。

生命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虽有人体基因测序，可面对超过2万对人体基因、30亿对碱基对，我们仍然没有完全弄清楚它们对生命体的运转起到什么作用。

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已经商用，3家基于该技术的公司目前总市值已达到40亿美元，但最先进的技术仍然无法保证基因编辑能够精准、全面地进行，还不发生任何错误。

这意味着，贺建奎创造的婴儿，遗传物质极有可能多了或少了一些片段——在后来的新闻发布会中，他承认了这件事。我们只能祈祷，这些多出来或缺失掉的片段对人类生命的运转无关紧要，那些婴儿还可以和正常人一样，不受影响地健康成长。

影响这两项研究的案例是2007年的“柏林病人”。一个同时患有艾滋病和白血病的人，在经过造血干细胞移植后，艾滋病奇迹般地被治愈了。这是因为供体干细胞具备一种名为CCR5-Δ32的基因突变，这项突变恰好能够阻止艾滋病毒的一种亚型感染人体细胞。

区别在于，贺建奎使婴儿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了这种突变，并将影响其每一个后代。抛开技术上的风险，已经有项研究表明，这种突变本身还会增加感染流感、脑炎、西尼罗河病毒的风险。而邓宏魁等只让人体的血液细胞产生这种突变，风险相对可控，这种变化也不会出现在后代身上。

如果只是为了治疗艾滋病，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应该使用基因编辑。因为引入这种疗法的风险远大于清除人体内HIV病毒的收益。但在邓宏魁等人的研究中，病人本来就必须接受骨髓移植来治疗白血病，在伦理方面，压力小得多。

《新英格兰医学》同时刊登了美国科学院院士卡尔·琼的一篇评论，称“该工作的安全状况是可以接受的”。她还向媒体表示，“该研究对相关领域来说很有意义，而且没有引发伦理上的担忧”。清华大学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张林琦也说，这项研究“在安全性和有效性等方面获得了宝贵数据，为我们进一步完善利用基因编辑技术治疗和治愈艾滋病提供了重要参考和指导”。

目前，人类已经有成熟的疗法控制艾滋病毒——只要定期服药，人体内就检测不到HIV病毒，携带者也不再有传染性，HIV感染者的预期寿命只比健康人少2年。无论男女，HIV感染者都能够生下健康的孩子。

在中国，医保覆盖了7种鸡尾酒疗法的药物，患者可以终生免费服药。但对医疗系统来说，这是一笔沉重的负担。虽然眼下艾滋病能被控制得像慢性病一样，但阴影仍会与患者相伴终生，成为不能说出口的秘密。

保守估计，目前全球HIV感染者超过3700万人。自1981年被发现至今，艾滋病毒已经夺走了4000万人的生命。发现艾滋病毒的人获得了2008年诺贝尔医学奖。攻克艾滋病的人，大概会获得所有的医学奖项，并名垂青史。

早在23年前，邓宏魁教授就率先找到了CCR5-Δ32的基因突变对艾滋病的重要意义。最近发表的这项研究，前后历时近8年。虽然患者的白血病被治愈，而且在长达19个月的跟踪随访中，基因编辑的效果依然存在，没有发生错误编辑或是不良反应，但患者抵抗艾滋病毒的能力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好。研究人员推测，这可能是因为部分造血干细胞未经基因编辑，仍可能感染艾滋病毒。

在攻克艾滋病的征途上，我们只跨出了小小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