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入夜后，刘易戴上头灯在路边理发。

攒够200元也不是一件易事，作为一名在街头流动的理发师，刘易理一次发10元，这意味着他至少要给20个人理发。有时，他还会遇到故意不给钱或者少给钱的人。如果一天有10人光顾他的生意，已是件值得高兴的事，但有时候他只能等来一两位顾客，甚至一整天不开张。3月，北京刮沙尘暴的那天，他也照常外出，坐公交车去建筑工地，一天只有一个顾客。

但刘易还是要把它作为自己的目标。每天外出挣来的钱，要扣留基本的生活开支，包括房租、水电费、生活费，余下的一旦凑够200元，他就去邮政储蓄银行汇到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国儿基会”)，分文不留。

汇款的收据，被一张挨一张贴在笔记本上，笔记本装进一个蓝色的文件袋里，陪着刘易辗转过北京的多个出租屋。如今，文件袋放在紧挨着北京西六环的王佐镇东王佐村，一个不足6平方米的屋子里。

北漂18年后，这个6平方米的屋子装下了刘易的一切。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小柜子放进这里，就会占掉差不多一半的空间。床里边堆着各种杂物，挤得他晚上睡觉翻身都难。除此之外，这里再没什么陈设——没有暖气，更不用说空调。电磁炉或煤气灶也费钱，一个电热锅是屋里唯一的炊具。

屋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刘易最珍重的就是那个被塞得鼓鼓囊囊的蓝色文件袋。他把它放在床上当做枕头，在夜里一同睡去。文件袋里贴着汇款收据的笔记本已经有4个。贴完这些，他用了17年。

北京市丰台区王佐镇的邮政储蓄银行柜台员工见他隔三差五就来汇款。一张张5元10元的纸币凑成200元。多年来，他一直使用“地址汇款”，因为汇款方式陈旧罕有人用，柜台员工记住了他。除此之外，关于他，人们知道的并不多。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儿基会也不清楚那些汇款背后藏着一个怎样的人，他又是如何将一笔笔汇款凑齐的。直到2020年11月，中国儿基会突然接到刘易的求助电话。

北漂那么多年，那是刘易第一次生重病，腰疼得直不起来，睡不着觉，“蹲厕所都蹲不下去”。病发前一天，他刚给中国儿基会汇过款，汇完款身上只有50余元。他没办法外出理发，医药费、生活费和到期的房租也无着落。他不喜欢麻烦别人，那是他第一次感到无计可施。

中国儿基会副秘书长王海静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收到求助后，基金会核实了刘易的捐款情况。在中国儿基会的捐赠记录里，刘易的名字2009年7月开始出现，之后他几乎每月都捐，从不间断，这个名字下的捐款达到98020元。

2020年，刘易给中国儿基会捐了8600元。与这一年中国儿基会收到的共计4.21亿元的捐赠物款相比，他的捐款只是总数的4.9万分之一。但在王海静看来，刘易是中国儿基会数不清的捐款人里的一个特例。

“微不足道。”刘易总是这样讲。他出生在山西运城的一个村庄，后来响应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号召来到新疆，把户口也迁至吐鲁番市七泉湖镇。他有一个当教师的女儿，跟着早已离婚的妻子在新疆生活，他们之间几乎没有联系。在老家，父母已经过世，如今他无依无靠，孤身一人。

每天早饭一过，58岁的他就出门理发，带上馒头和咸菜。晚上回到家，他就去超市买降价菜。每天外出挣来的钱，留下生活所需，凑够200元就汇出去。他已很多年未生过病，因此他甚至没想着给自己留点医药费。

王海静告诉记者，基金会就刘易捐款事宜专门开会商量过，决定暂时不再接收他的汇款，并嘱工作人员到刘易住处当面沟通此事。与此同时，他们决定在全基金会范围内进行爱心募捐，半天时间捐了6900元。筹完款的那天下午，钱就被送到了刘易的出租屋里，包括他2020年捐的8600元，一共15500元。

那间出租屋离北京市中心很远，公交车要跑30分钟才到距此最近的地铁站——14号线的最西端张郭庄站，那里距离天安门有30余公里。

刘易是冲着这里低廉的房租来的。2009年刚搬来时月租150元，如今300元。这是东王佐村的一座大杂院里最角落、最便宜、面积最小的一间。中国儿基会的工作人员前来探望时，他只好带他们坐在院子里聊天。

多年来，那间出租屋几乎没什么人造访。同院儿的邻居与他并不熟悉，同住一年多，没讲过一句话。他始终一个人在这里生活，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独自忍疼吃药，看书。

他原本拥有属于自己的家和房子。但在山西老家，属于他的土坯房在母亲去世之前被卖掉了。他留几千块钱给母亲按老家的习俗办了个葬礼，剩下的钱又捐了。

这个异乡的出租屋里，阳光被围墙遮挡住了，终日照不进来，屋里弥漫着潮味。他的一日三餐从简，蒸俩6角一个的白馒头，再把盐、醋、香油倒在切好的洋葱丝与黄瓜片上凉拌做菜，最后用蒸馒头时煮沸的水冲一碗蛋花汤。几乎顿顿如此，有时黄瓜换成青椒，面条替代馒头。

他几乎没什么开销，省下的钱，他也不存，一笔一笔汇给中国儿基会。

已经无法算清，过去的17年里他汇出多少钱。因为贴在那些笔记本上的汇款单并非全部。刘易告诉记者，他是从2004年开始捐款的，起初，他并没想过要把汇款单保留下来，扔的扔，撕的撕，后来经人提醒才留下，但偶尔还是会丢失一些。

在早期的一些汇款单上，他甚至并未使用真名。他的有些汇款收据上，姓名一栏写着“艾新”，后来还出现过“冯贤”，那是“爱心”与“奉献”的谐音。中国儿基会的过往账目里，以“冯贤”名字的捐款，从2005年10月至2009年7月，共计19050元。

从出租屋里那沓可供查询的汇款单来看，刘易的汇款从2004年11月10日开始，数额从50元到100元、200元、400元、1000元不等。17年来，汇款单上的捐款总数已经超过12万元。

刘易告诉记者，捐款的念头起于他在报纸上看到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女孩儿那双大眼睛给他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印象，他一边回忆，一边用双手在眼前比了两个圈。

他不知道那张照片的名字叫《大眼睛》，后来成了希望工程的经典照片。他想的只是希望“力所能及地帮那些上不起学的孩子”。

他总把“我没什么文化”挂在嘴边。他35岁去新疆之前，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家中排行老五，小学五年级时，父亲年迈，他就辍学回家帮父亲务农挣工分换口粮。他后来想，如果继续上学，日子一定比现在过得要好，他那时的同学有人日后考上大学，后来去了某省省委工作。

他是非典过后从新疆来北京打工的，他喜欢看新闻，当他2004年在另一篇报道里看到，时任中国儿基会秘书长的程淑琴慰问地方学校，一条漫长的捐款之路开始了。

2004年，他开始以“地址汇款”的方式，向“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捐款。那些汇款单上，从未出现过收款账户，只有收款人姓名“程淑琴”和收款人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15号”。

王海静告诉记者，刘易汇来的捐款属于“非定向捐赠”，“主要用于儿童教育和困境儿童帮扶”。

偶尔，他的汇款单上也会出现其他收款人的名字。2020年武汉疫情期间，他向“湖北武汉市防控防疫指挥部”汇去200元，赠言写着：抗击疫情。这笔钱后来被退回，他又汇往湖北省慈善总会。

多年以来，记录着汇款位置的邮戳出现过“北京西站”“锦绣大地”“木樨园”等，汇款单上汇款地址也时常变动，有时是莲花池东路118号，有时是四季青镇田村1号，还出现过毛家湾胡同15号、旧宫镇关帝庙路1号、大红门久敬庄，后来，最频繁出现的是东王佐村。

每一次汇款地址的变动，都意味着刘易在新的地方租下房子。在北京颠沛流离的18年，他在超市门口发过传单，在北京西站做过保洁，出没北京的各个火车站给乘客拉过包，到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蹬三轮送过牛仔裤，在新发地卸过从寿光拉来的蔬菜。最累的一天卸了5万斤冬瓜，挣150元。

10多年来，这个“没什么文化”的老北漂，慢慢要被时代和时间淘汰了。快递公司多了后，拉包的活儿越来越难做;年纪渐大，送货卸菜干起来也变得吃力;疫情以来，路边摆摊理发的生意也受到影响。

但那些捐给贫困儿童的钱，就是他这么一点儿一点儿挣来的。

他很少向外声张此事，除非遇到麻烦。比如向前来撵他的城管或保安出示他的汇款单，希望博得同情，但通常并没有用。一位同院的邻居还是去年无意间听说他捐款的事。这个邻居有些想不通：“你没钱，你就先把自己过好再说吧。”也有人劝过刘易，“你别捐了，你给你自己留着吧。”但他似乎一点儿也不在意别人的看法。

今年3月，他暂时停止了给中国儿基会的捐款，因为看到一篇关于白血病家庭的报道，他决定先给报道中的4个白血病儿童每人捐200元。刘易说，“他们急着用钱。”

当一位白血病患儿的父亲知道他的捐款是每天外出理发攒来的时，拒绝接收。刘易知道对于一个动辄花费百万元的白血病家庭而言，200元不过是杯水车薪，而自己“能力有限”，但他执意要捐。

他几乎一天不落地出门挣钱。长期以来，他都不曾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理发店，也没有固定的理发摊点，总在早市、工地、小区、公交车站、立交桥头等地四处腾挪。

他纯粹地信奉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口号，遇着什么事总想着“尽一点儿心意”。在北京18年来他除了毛主席纪念堂，没有去过什么地方参观。

他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2008年汶川地震时，他本已准备好前往，但发现地震破坏了交通，火车无法抵达，遂放弃。2013年4月，他从收音机上得知雅安地震，随即买票去了震中芦山，在灾区当志愿者帮忙卸矿泉水和救灾帐篷。

2020年7月14日夜里，他来到位于江西九江的江新洲渡口。那时，中国南方深陷一场仅次于1998年的洪灾，长江中的小岛江新洲被洪水围困。

刘易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他看到新闻上说这里抗洪缺人，便从北京西站坐了15个多小时的硬座，赶赴九江。一路打听寻找到江洲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后，被告知目前已经不缺乏人手。当天晚上，他又悄悄回了北京。从北京到九江的单程车票163.5元，房东后来才知道，那些路费是他借的。

其实他的理发生意并不稳定，时常被保安和城管撵得到处挪摊子，有时还会被抢夺理发工具。

在北京的10多年来，他献过24次血，每次都是400毫升。“我原来身体好，但是现在不行了。”刘易说，他已经很久没有献血了。如今理发站久了，他就得坐下歇一会儿，止疼片和治他腰病的药随身携带。

他被医生诊断为“腰椎骨关节病，脊柱骨质疏松伴病理性骨折”。这是一个长久以来从事体力劳动者腰椎的退行性病变。以前下雨他也出摊，但现在一下雨他就腰疼得出不了门，只好待在出租屋里养病，看书，吃止痛片。

10多年来，他看着出租屋外的院子里那棵李子树一点点长大，从小树苗长到树干与他大腿一般粗细。春天来时，李子花开，清香四溢。但他明显感觉到自己身体正一点点儿衰老、退化，饭量减少，器官正在萎缩。

以前，干重体力活儿，他常能吃1斤猪头肉、10个馒头，但如今只能吃两个馒头。大概是咸菜吃久了，胃也今不如昔，出门时常抓一把花生米带上，没事嚼嚼，“养胃”。

眼睛在变花，听力在衰退，力气更是大不如前。年轻时送公粮，一袋粮食自己也能撩到肩上，但现在抱一捆一二十斤的传单也觉得沉。他也有些健忘，有时出门理发，走到公交车站才发现，有工具被落在家里。

腰犯病后，他变得比以往更在乎时间，着急外出挣钱。天黑了，他就从手提袋里掏出头灯，像20年前在新疆下煤矿一样，把灯箍在脑袋上，埋头继续干活儿。

“他的年龄在不断地增加，他年长之后，谋生的能力降低了。如果再接受这样的捐款，我们于心不安。”王海静说，“建议还是量力而行。”

然而中国儿基会的工作人员发现，刘易并未听劝，2021年他们再次收到他的11800元汇款。其中1万元是刘易治疗腰病后剩下的，1800元是过去一年他理发挣来的。

4月7日，儿基会的工作人员第二次到出租屋里探望他，把钱又退了回去，再次建议他暂停捐款。但就在他们到来的前一天，一张崭新的、汇往建国门内大街15号的200元汇款收据又出现在这间出租屋里。